皇冠娱乐:应充分认识职业性高等教育的重要作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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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5 00:47

  近些年,在国家层面特别强调职业教育的发展,在中国第三级(高中后)教育与国家人力资源的结构中,已经显现严重的不匹配、不协调现象,长此以往,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将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与挑战。越来越多的人会通过提高学历脱离做具体工作的“低等”身份,在基础性的各生产环节则越来越缺少有知识、有能力、有技术和创造性的人才,发展指标大都在流通或商业环节体现,基础性生产环节的发展与提升则缺少高水平人力资源的支撑。

  2014年,教育主管部门特别强调将近50%的地方高校转变为职业类高校,这使不少经过千辛万苦刚刚从职业类高校跻身升格为学术性高校的地方职业院校感到失落。碍于行政命令的压力,转变的工作需要推进,但如果在认识上、体制上不能适应这一转变,不仅从国家的角度又要出现大量的教育浪费、人才损失,而且在学校和受教育者层面也会带来更多新问题。为此,在推进这一调整和改革的过程中,要端正认识、理清思路,并需要通过完善制度、优化布局、活化系统,使职业类地方性高校真正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用武之地,为地方和全国的第三级教育及各产业的提升作贡献。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第三级教育领域,由于过于强调等级、地位和学术型的倾向,已经造成了思想混乱与不良的社会影响,致使不少具有地方与行业特色的院校在盲目升级、撤并的大潮中,升格为综合性、学术性的普通高校。学校特色淡化了,游离于地方与产业之外,同质化的现象日趋普遍。只要学术型高校设立某一“时髦”专业,全国马上就有几百所高校效仿,许多地方性高校不再关注为本地的产业和社会服务,反而都在放眼全国、放眼世界,对地方和产业的人才贡献率大大降低。

  从中国历史和世界教育的角度看,社会的发展与产业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高素质的国民、高水平的技术人才和不断的技术创新,而应对这一巨大需求的并不是少数学术型高校,而是职业类教育机构。德国、日本在二战后仅用不到20年的时间就重新崛起,依靠的就是被称作“秘密武器”的大规模和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可见,一个国家要发展,既要依靠科学精英,更要依靠数量巨大的高素质技能人才,若不能充分发展职业类高校,这一目标是无法达到的。

  地方高校为地方产业与社会服务,培养地方适用的各类人才,是应该能得到地方支持的。因为通过人才培养,受益的用人单位就会回报、支持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本地的学习者而言,就近上学不仅成本低、熟悉环境,还能兼顾家庭,在许多方面可以减轻个人与国家的负担;而学习者普遍忌讳的问题就是,职业类高校的继续学习和上升空间缺失。在我国还不能像欧美许多国家那样,2年~3年的地方职业类学校毕业后,可以有通道、机会和资格到学术性高校的三年级插班。尽管在欧美,地方性职业类高校(如社区学院、城市学院、研修学院等)的毕业生也不是全部都能继续升学,但由于制度的开放与保证,选择显得十分平常,不再纠结与紧张,也使地方的职业类学校没有“矮人一头、低人一等”的感觉。

  中国现行的高校管理与评估体系传出的信息是:学术型、研究型高校容易得到上级行政管理部门的垂青,获得的物质与经费支持较多,在社会和舆论中也较体面,学生的学历层次较高,毕业生易被用人单位录取,几乎一切风头都被这类学校抢光了、政绩被他们占尽了,职业类地方高校似乎找不到上升与发展的空间。其实,任何一所高校的作用和价值都会体现在它的基本功能方面,即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提升质量、办出特色,而不是一味追逐“顶端”的学术型高校,以致迷失自我。而作为地方高校,能为地方的产业与社会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就是其价值、特色与质量最重要、最直接、最便捷的体现。有了这样的基础与资本,在学历认同、社会认可等方面才会积累不可替代的优势,既会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也将赢得更多学习需求者的信赖。

  作为地方的职业类高校,并不意味自身的发展就必须局限于地方的范围之中,其合作、借助的资源可以遍布全国与全世界。凡是地方的,就是有特色的,也就是世界多元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在河北某市的农业类高等职业院校,其合作、借助的力量可以是全国各地的农业类研究型高校,也可以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知名农学专业机构。而能否合作与借助得划算,还要考量自身在本地农业中的影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但绝不应忘记教育只有立足本土、立足自身,才能有条件、有资本、有自我地去与其他先进的高校对话与合作。

  由此可见,办地方性的职业类高校不必纠结和困惑,而应有解放和机遇的感觉,明白这类“回归”对于自身的重要价值和影响,制定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策略与规划。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意识到,大众化时代的各类高等教育应该是一个整体,应该营造一个合理的人力资源发展生态。其对应的是中国各类专业学习者的需求、国家人力资源的整体提升与不同人才的格局、不同产业因时而异的变化。若我国的高等教育只能培养会读书、会写作、会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会坐办公室、会夸夸其谈的“人才”,则中国的发展就会遭遇困境。近年来,中国高校的毕业生规模已达700万~800万,而社会舆论的引导却是毕业生争当公务员、做企业管理者,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出现了结构性失调。尽管影响此问题的原因较多,但在制度上、观念上、激励政策上忽略或小觑职业教育的价值是关键的影响因素之一。

  从国家层面来讲,已经意识到职业教育薄弱和缺失的问题,而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已经不能仅靠行政命令和“国家意志”了。前些年,笔者曾提出职业教育的“四支柱说”,即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倚重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公立、私立各类学校)、企业(各类公私企业,包括小餐馆、百货店等)、个人(包括学生家长)四方面的共同支撑。而要使这四方面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共建”,各方面的责权利都需要在现行体制中得到保证与实现。依据这一观点,在目前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和环境中,只有政府的积极性是较充分的,学校的积极性是打折扣的,企业与个人的需求与积极性基本未能调动起来。究其原因,就在于现行的政策导向与对应的责权利不足以调动另外三方面的兴趣与需求。

  从高职学院来讲,“低人一等”的行政级别,会使学校的管理者难以专心、细致、皇冠赌场深入地关注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实际发展。一些本该下放给学校的自主权,如教材使用权、“双师型教师”的使用权与自主培养权、因校或因专业的结构调整权、技术创新等的实验权、合法的创业与经营权等应下放给学校。在各类高校中,职业类高校是最适宜“产业化”的,包括民办职业类高校,国家应该给予其更多产业性的支持。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支持职业教育仅是一种没有回报的“奉献”,实际的收益与其奉献不成比例。因为,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即便是“对口”,对毕业生的吸纳也是有限的,对于职业学校的支持必须由所有企业,包括私营、个体企业共同来支持和负担。其前提是:所有的企业都能从中受益,而不仅仅是奉献。参照德国等国家的经验,各类企业的“获益”包括职工受到培养与提高、技术创新与产品质量得到提升、适当地减免税、能够参与标准制定和行业质量评价等。而在这些方面,我国现行的政策、制度没有提供明确而有力的支持。

  从学生的角度来讲,虽然近几年中高职院校的学生就业比例高、有保障,但人们对职业院校仍望而却步的原因还有:社会地位低、普遍收入低、继续学习路径狭窄、一些行业(如公务员等)排斥、所学知识和技能不适应快速的行业发展等。其中虽有学校教育的问题,而更多的是社会问题。

  由此可见,在中国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方面,还有许多的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社会文化建设等基础建设要做好,否则,发展职业教育只能成为口号与空想,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矛盾中,使美好的改革构想难以实现。

  从整个国家利益和高等教育的体系建设着眼,要切实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仅靠国家意志和行政命令,必须做好深入细致的基础工作。从现有体制角度看,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在中国会涉及教育、财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科技、农业、工商、税务等诸多管理部门,而这些部门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由于一些部门的权益在梳理与调整中会有消长,所以也必然会遇到阻力和障碍。

  世界上虽然也有类似我国坚持的“双轨制”教育体系,但在“双轨”之间已有许多融通,而我国的现有机制还十分僵化。从本质特点上看,职业类高校的特点更接近工科或实用文科类高校,所以,建立融通机制使其可以通过衔接实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是改革前景明显的重要举措。另外,作为职业类高校,由于其办学的成本明显高于文科和多数理科,所以,在国家和地方投入上,要参照工科院校的投入标准,加大投入力度。2000年以来,美国的许多两年制地方职业类高校,其实验、实习设备的水平及条件都得到较大改善,提升了职业技术教育的科研与现代化含量,不仅惠及学习者,也使社会用人单位愿意支持和参与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

  从地方职业院校自身发展的普遍特点出发,办学的重点也需要调整。不仅要看重行业用人的角度和标准,引进技术专家参与培养,摆脱“单纯学术化”的倾向,走出注重技术创新、多元智能等符合自身特点的办学与教育之路;而且还应该积极参与地方和行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参与相关行业的标准制定与专业评价,并在其中不断得到提升、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体现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然而,仅靠上述在观念与制度方面的调整与改进仍不够,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即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在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才受关注,而应该成为终身教育的最重要内容之一,要在“素质教育”中明确和加大“职业素养”的教育,使职业生涯的各方面基础准备在“义务教育”阶段得以完成。这里所说的“职业素养”教育,尽管和我国较早提出的“劳动”概念相关,但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所涵盖的范围,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包括职业技能、职业道德、生活态度、守法意识等。若所有人在义务教育阶段得到“职业素养”的良好培养,就容易对职业教育有认同感,充分认识职业教育的价值,共同营造适合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社会文化与制度。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地方高等职业教育,就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拥有了社会滋养丰富、利于充分发展的沃土。

  值得强调的是:很久以来,不少人都将职业教育的发展所遇到的阻碍归结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歧视技术人才和劳动者。这既是逃避对现实体制存在问题的追问,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无知的表现。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等智慧的社会共识。即使在科举时代,实用技术人才经过考试与行业认可也有为官、做事的渠道和政策,不少人因技艺高超、经验丰富,官可做到尚书(相当于部长)。在儒家的传统中,有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有韩愈等君子之智不如“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慨叹(见《师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还有不少来自于工农商各界的技能型人才被推上国家领导人的岗位。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职业技术教育作用与价值的承认是有共识的。要解决今天的问题,必须寻找现行制度和政策的导向问题,挖掘错误观念背后的真实原因,如此才可能真正推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总之,在推进我国地方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方面,充分认识其重要的作用与价值是推进相关工作的重要基础,是完善各项制度建设的先决条件,是集合全社会力量通力支持的依据所在。为此,在推进各类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工作之前,需要有一个教育界和全社会关于职业教育特点、价值和发展路径的大讨论,而不只是把职业教育的发展视为教育领域的行业行为。古语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只有国人,尤其是决策者和各行业部门真正意识到职业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就可能为改变现状和持续发展铺平道路,为相关政策的改善和制度的创新提供支持。如能在此基础上形成全社会的共识,并有国务院或全国人大的有力协同,则能形成促进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促进中国各产业实质性可持续发展的适宜社会氛围,使中国未来的建设事业,能通过技术创新、教育改善、企业进步、社会平等、环境和谐、国民素质优化、地方充分发展等的综合支撑,进入快捷、良性的发展轨道。(程方平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